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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人物故事画与日本绘画关系考辨

[来源:雅昌艺术网]  [2018/12/26]
1932年9月,傅抱石东渡日本开始了求学生活。如甲午中日海战以后绝大多数的留日中国学子一样,他对“彼邦”怀有复杂而曲折的感情,处于“羡慕”与“气愤”“惭愧”“难过”交织的尴尬心态中。[]这归因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翻然改态,蔑视中国人。蔑视中国留学生的不只是他们的日本同学,社会上一般日本人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更是等而下之”。[]这种隐隐孤愤和极度自尊的心理从其约作于1934年的《水边林下图》和《双鹅图》的题识中已可读出大略。[]此般复杂的心境正是其生活状态的真实折射。客观地说,近三载的东瀛留学生活使傅抱石熟悉了日本的文化、国情和人事,他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不可能完全剥离日本的影响。抗战客蜀时期,在日寇敌焰肆虐的严峻情势下,傅氏对日本的态度较之留日期间更为扭结,他自谓:“说起‘日本’,颇使我不愿下笔。”[]他立足艺术史的学术阵地,征古援典,高扬民族自信和民族大义,写出《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必胜》(1940)、《中国绘画在大时代》(1944)等从美术角度呼吁爱国抗敌的文章,但对个人艺术创作如何受日本美术影响这一话题几未发表过正面陈述。直至1962年傅抱石到北京开会期间接受中央美院瑞典留学生雷龙的访问时才讲道:“但日本画对我也有影响。一是光线;二是颜色上大胆些了。现在看来,第一点比较显著,在创作上注意了光线对比等等。”[]这段话主要还是从中国画技法革新角度谈的,所说的在光线、颜色等方面对日本画的借鉴,在其入蜀后诸多自成面貌的山水画作品中可被察知。而本文的主要立意,即傅抱石的人物故实画与日本画的深层关系,并未见于傅氏自述,尚需依据甚为有限的材料做出公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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