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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技击的诡道与圣道

[2012/5/9]
武术技术的发挥,以及武术技术的训练效果,与人的心理状态或者心理素质是关系很大的。对武术技术发挥与武术技术训练来说,做到心理状态的彻底放松,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为武术训练与武术实践提供的道德要求,为武术训练与武术实践所提供的“慎独”、“养心”、“尽性”等修养方式,是为了让习武者的心态向作为物自身的心自身的回归。这种道德的心理与实践,本身即是对作为物自身层面的心自身的体悟。体悟人的本心,回归心的本真状态,无私无欲,无思无虑,武术的训练效果必然提高,实践运用必然顺达。

从现代的角度看,儒家从物自身层面对人的道德的本质性论述,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体悟,更非所有的人都会承认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理解,在现实的人的社会中,道德确实是一种力量。无私则无畏的精神力量,至少是不可忽视的。对一个运用武术于社会正义的习武者而言,他对社会道德规范的遵循,意味着对社会大群体利益的维护。可以理解,人格越高尚的人,他身上凝聚的群众的力量就越大。在一个群体的社会中,至少我们不能说,遵循社会道德所成就的人格的力量对武术的技能功夫的提高没有任何影响。

对传统武术来说,成就伟大的人格与练就高深的功夫,是不可分离的。没有人格保证的功夫,不是真正的功夫,它会对社会与自身均产生极大的危害;同时,没有高尚的人格保证,习武者练就的功夫是不可能达到高深的境界的。当然,传统武术并不否认,曾经出现过不少的品质恶劣但功夫很高的武林败类,但是,传统武术认为,这样的习武者永远达不到功夫的最高境界。这其中的道理,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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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在技击理性方面的二重性,使其所培养的理想人格,必定具备爱憎分明的特色。从武术的角度看,这种特色的形成,是武术技击的自身规律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协调与平衡的结果。然而,如果纵览一下中国传统的思想史,就会发现,这种特色,又是与整个社会的主导思想完全一致的,而并不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社会规范与专业规则的相互妥协式的平衡。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整个中国社会思想的进程,本身即是兵家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制约与平衡的发展史。我们应该注意,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并不缺乏“报怨以德”这样的普遍的无偿的善的理念,但在中国社会现实的生活规范中,却从来没有让其慈善的道德走向极端。虽然并不贵战,但武术家是不会爱戴自己的敌人的。惩恶扬善,爱憎分明,始终是一个鲜明的立场。对此,现在的我无力也无心进行评价,只希望能引起人们的真正关注。

总之,为了达到武术的最高境界,我们必须学会做人;同时,为了让武术纯利而无害于社会,我们必须保持对人格修养的高度重视。

2 统制与僭越

就传统武术而言,诡道,乃是指导武术技击的工具理性,是本然的;而圣道,则是指导用武实践的价值理性,是超然的。圣道对习武者实践方式的引导与规范,使传统武术技击的指导思想包含了性质相反的两个层面的内容。圣道的加盟,标志着作为主体的习武者在做人方面对武术技击之诡道的自我超越。武术运动发展的理想状态,即是实现以超然之圣道对本然之诡道的永久统制,从而把诡道限定在工具理性的范围内,而只以圣道作为我们的价值理性。然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发展,都可能导致人的异化现象的出现。当圣道无力保持对诡道的统制,而使诡道僭越圣道时,圣道往往被迫堕落为诡道的一个伪装。此时的武术,对人类来说,将比在赤裸裸的诡道的引导下更为可怕。它将使人类非常狡诈而虚伪。

毋庸置疑,圣道的内容是需要不断的改造与发展的,现代武术的道德规范,也绝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儒家传承]。然而,无论这一圣道的内容如何发生变化,对习武者个人或者武术运动这个行业来说,圣道与诡道之关系的性质,却是不可改变的。是圣道统制诡道,使主体利用圣道的规范来操纵着诡道的技术,还是诡道僭越圣道,使主体以诡道的阴谋来利用圣道,对传统武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武术技击的健康发展,只能允许一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圣道对诡道的永远统制。当然,所谓的统制,是就价值取向而言的,是在价值取向上对所有习武者的教育与指导,而绝不是以圣道内容为招牌进行的人身强制。因为,对圣道内容的泛化强制与对诡道内容的放纵提升,虽出发点不同,结果却是几乎一致的,都将导致诡道对圣道的僭越与反制。

虽然人们一直心存着美好的愿望,但是,考察整个武术的发展史,我们应该承认,圣道与诡道共存于传统武术之中,并非一直是圣道对诡道的统制。

不需要专门地列举,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的狡诈、阴险而虚伪的武林败类。我更相信,武术史上的这种不能算是极少数的更为阴险、狡诈的虚伪人士的出现,是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相一致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诡道与圣道的共存,并不是传统武术中的独特现象,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笔者以为,以本然的兵家[33]为代表的诡道思想,和以儒家为代表的圣道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极端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中国人的性格中较难处理的二律背反。

当诡道僭越并反制圣道时,这种由两种极端性质的原则所构成的思想组合形式,将是十分可怕的。无所限制的诡道对圣道的控制与利用,将冠冕堂皇地摧毁人类社会所建构的一切游戏规则,并打着维护规则的旗号为所欲为。中国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为数不少的足以让人胆战心惊的先例。大到“替行天道,匡扶正义”的窃国大盗,小到“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市井无赖,我们不能说这不是诡道对圣道的僭越。我们不能不承认,由于历史上多次的诡道僭越并反制圣道的事实的发生,大量的武林败类的出现,无数的伪道士的得志,使狡诈而虚伪的思想意识,已经客观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剔除的隐性结构。

自然,不仅在武术中,其实是在整个传统文化中,圣道与诡道的关系问题,可能一直是令中国的先人们不敢轻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某些方面,人们已经无法正确把握圣道与诡道发挥的界线。当我们谈论“利而诱之,乱而取之”[34]、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忘记了它们的界限与超限后的社会危害,而是学会了利用圣道的规范来作为自己的伪装与招牌。当我们要求“抬手不让父,举手不留情”的时候,很多人也并不是不知道,我们必须在现实中尊敬我们的老师,爱护我们的朋友,而是变得更为狡猾,懂得了如何利用我们提倡的武德,作为摧毁社会正义的致命武器。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当诡道僭越圣道,人类文明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时,处在灾难之中的人们对最低的生活要求的无限渴望之情。“老子是一位把人的幸福置于文明发展之上的思想家。他,生于文明发展窒息了人的幸福的战国时代。相比之下,孙子不过是个躲在春秋时代诸侯的势力均衡下,作战略研究的思想家。他还没有见过战国时代的大规模毁灭战争,他还怀有古典式的克制。而这一切贵族风度,到战国时代尽都烟消云散了。…在老子看来,无为若能实现,其本身就意味着盛世的直接降临(而不仅是无为带来了盛世)。”

我并不完全同意玄峻先生对老子生活时代及其思想的全部阐释,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他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与思考却是如此地让人信服。老子生活的时代,不能不说是诡道反制圣道的一个范例。诡道对圣道的僭越,是十分可怕的,然而,历史已经形成过不知多少如此可怕的事实。无论如何,在价值理性上保持圣道对诡道的统制,必然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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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以大量的篇幅来论证以圣道统制诡道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这里还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何以愿意遵循圣道、习武者何以愿意遵循武德呢?必要性与自觉性能够统一吗?自然,在我看来,这一结论是不可置疑的,而这一不可置疑的结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到原因。

首先,“人要能群体而生,在价值观念或行为模式上大家必须有共认而且共守的‘整合’模式。这样,人与人间才能打交道,才能预料期待的结果。于是社会秩序才能建立。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人与人间才有安全感。于是,社会秩序才能建立。人与人间有安全感,社会团结才有可能。”[37]人要在群体环境中生存,自然,人的生存环境必然对每一个遵循大家所共认的‘整合’模式的人给予集体性的认同。也就是说,只有遵循这一大家所共认的‘整合’模式的人,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此,遵循集体规则,展示良好的道德,必然会获得精神上的无限满足。当然,长远看来,在道德方面的自律,使其在获得精神愉悦的同时,也并不会为个人带来物质方面的损失。“吃亏是福”的古训,可谓是寓意深远的。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的儒家人性论,倡导“自律即自由”,认为自律的道德本身即是人的存在本质,更是为人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固然,我们可以怀疑儒家的人性善的预设,但是,我们毕竟无法否认,在我们的人性中,必然有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善良一面。不难理解,即使仅仅是在人性中存在着善良的一面,其实已经使人自觉的道德行为变得不难理解,因为,即使仅仅因为这人性中善良一面的存在,也已经使人的道德行为变成了一种愉悦。

在个人心灵中确立圣道的价值取向,并时时地注意以圣道的价值判断来统制与指导诡道这一工具理性的运用,乃是我们这里所论及的“统制与僭越”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倡导以圣道统制诡道,是针对个人价值取向而不是针对职业强制而言的。在我看来,消除不必要的欲望,在运用武术技击时自觉自律地遵循圣道的价值指导,必然会获得精神的愉悦。作为习武者,我们应该充分地享受这种因为道德而获得的精神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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