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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

[作者:赵永刚]  [2010/4/24]
内容提要:《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对子弟独特的文学教育方式。其中对训诂和辞章关系的探讨就很有价值。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闳通的学术胸怀使得他能客观地评定和借鉴汉宋学家的成果,并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学创作法,并将韩愈古文与汉魏辞赋文学传统相勾贯,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审美观。

关键词:训诂 辞章 汉文 韩文 湘乡派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其古文承桐城而起,拓其堂奥,自成一家,有“湘乡派”之称。曾国藩一生著述鸿富,《曾国藩家书》就是非常重要一种。《家书》的主要目的是传授子弟修身、治学的方法,其中文学教育是曾国藩诸多教育内容之一。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他希望使曾氏家族的文化资本得到有效的传承,从而保持家族的文化声望。在进行文学教育的过程中,曾国藩探索着适合子弟操作的学习方法,其中对训诂的阐发就值得重视。

辞章为体 兼重训诂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致弟纪泽的信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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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刘得四到,接尔禀。所谓论《文选》俱有所得,问小学亦有条理,甚以为慰。……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人硬腔滑调之习可改。

精湛的训诂知识可以阐明古人的注疏大义,能够体悟引申假借的修辞妙处,同时也是辨析后人讹误的必备修为,训诂在古文创作和鉴赏方面有其无法替代的基础性功用。辞章之学则是重在格调的构建和文气的疏通,从而有效地矫正声调的油滑纤弱和文腔的硬塞哽咽。训诂和辞章二者不可偏废,前此姚鼐已作调和,但如何加以妙合,从而创作出精美厚重的古文,仍是一个难题。曾国藩颇有示范,如提出“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明确倡导“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治元年八月初四谕纪译的家训中云:

尔所作拟庄三首,能识名理,兼通训诂,慰甚慰甚。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列》之诙诡,则余愿偿矣。

精确的训诂和诙诡的气象是行文的不二法门,如果将前者比作古文的血肉,那么后者则是文章的风神,二者交相互用而不可偏废。训诂的精当为气象的诙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文气的诙诡摇曳又克服了训诂的呆板与枯涩。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的家书中又叮嘱道:

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曾能遂我未竞之志,则乐莫大乎是。即日当批改付归。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可以看出曾国藩在修正对训诂工具性认识的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对训诂的本体论似的拔高,因而没有没人考据学的泥潭。曾国藩对训诂的重视和探讨是基于文章的学习和创作,训诂始终是从属于辞章的。易言之,就是辞章为本,训诂为用。

调和汉宋 不主一偏

曾国藩对训诂的论述也体现着他调和汉宋,兼容并蓄的通达学术观。曾国藩学兼汉宋,不主一偏。“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钜蠖,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之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断断徒为传道、翼道之辩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宏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亦。”

曾国藩这种宏通的学术取向,李鸿章在《求阙斋文钞序》也有精到的阐释:

盖公之学,其大要在渊源经术,兼综汉宋,以实事求是、即物穷理为主,以古圣人之仁礼为宗,以程、朱之义理为准,以唐杜氏、宋马氏及国朝诸老之考据为佐助,持论最为平允。

对于清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汉宋之争,曾国藩不片面地偏袒任何一家。正如他在《致刘孟容》书札中所说:

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闁。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

曾国藩无意介入汉宋两派的争论,他的学术取向迥异于汉宋两家的互相诋毁,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分析各家优劣,肯定汉宋两学派各有其成就,也批判地指出了他们各自存在的缺陷。

在清代汉学领域,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是曾国藩极度推崇的代表。在家书中反复提及他们的考据、训诂成就,并且把两家的著作作为培养训诂能力的必读书。曾国藩以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为有清一代训诂学的顶峰,在指导曾纪泽学习训诂时,始终以此二家为典范。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咸丰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谕纪泽:“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王安国以鼎甲官至尚书,谥文肃,正色立朝,生怀祖先生。念孙经学精卓,生王引之,复以鼎甲官尚书,谥文简,三代皆好学深思,有汉韦氏、唐颜氏之风。”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纪泽“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盲目地推尊汉学,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弟作纯粹的考据家,训诂只是一种必备的能力,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同时他也致憾于汉学家不擅辞章的不足。如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谕纪泽信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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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榍、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章不能追寻古人深处,迭于本而阈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所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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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认为汉学家为文繁复不得其要,称: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崎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

在有清一代的古文家中,曾国藩最为服膺姚鼐,《圣哲画像记》云:

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结合的文论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主张,显然有姚鼐这一文论思想的影子。也常在文章中表达对它的称许,如《欧阳生文集序》说:

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中,惟此尤兢兢。

但是,曾国藩对姚鼐的主张也不是不加分辨地完全接纳,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如果说姚鼐将桐城文论抽象化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是将是其平易化了,尤其在指导子弟为文时,搁置空疏抽象的义理,而着重强调训诂和辞章怎样妙合,这是曾国藩从切用的角度所作的积极性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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