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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在“史学品格”与“现实感怀”之间

[来源:文学报]  [2012/12/18]
十多年前我撰写 《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刚刚开始提速,如何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成了最为时尚的话题。有感于世人只谈“榜样的学习”,不说“传统的转化”,似乎光明就在前头,只要你努力往前赶就行了。我在好多文章中提及,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转型”比“接轨”要艰难得多,因为方向、路径及动力均不确定,一切都得自己摸索。但中国大学如果不满足于成为“欧洲大学的凯旋”,就得这么摸索着前进。这里的关键,除了不能失掉“自信心”(参见陈平原 《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16日),还有就是对于传统中国教育的菁华以及百年中国大学的经验,得有足够的体认。

我曾提及,教育部把大学校长们轮番送到耶鲁大学接受培训,让他/她们真切感受国际一流大学的氛围,这很好;但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为大学校长们办另一个培训班,专门讲授我上面提及的“传统中国教育的菁华以及百年中国大学的经验”。这样,才不会“食洋不化”。我不是专业的教育史家,谈什么不谈什么,取决于时局变化,也取决于自己的心情及立场。

传统资源的缺失,不是喊几句口号、贴几块补丁,或发起“读经运动”就能解决的。这里需要细致的辨析,以及艰难的转化。比如,单就教育理念、校园氛围以及师生关系而言,欧美著名大学的书院制(或称寄宿学院),与传统中国书院是比较接近的。华人社会里,香港中文大学一直这么做,且效果很好。眼下国内复旦等大学也在尝试,但这涉及校舍建设、经费使用、社团活动、管理方式,以及国人对于“一流大学”的想象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事情,想比没想强,做比不做好。

记者:当下的大学似乎总不叫人满意,大家常在问一个问题:中国当代大学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人们怀念追溯五四、西南联大那些大师辈出的时代,期冀为当下大学获取经验,但效果不显。中国当下大学似乎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师的愿景也离得越来越远。

陈平原:“大师”不是一个确定的术语,随语境以及发言人的立场而上下滑动。你看报纸文章,有时批评中国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师”,有时又报道政府在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师”,且数量不少。至于“学术江湖”上,年纪稍大且稍有点名气的,全都被当做“大师”介绍或引进。所以,我不想参加此类讨论。

另外,在“大师”之外,近年又冒出一个很响亮的名头,叫“领军人物”。在当下人才竞争白热化,人才流动频繁活跃的情况下,高校往往努力延揽“学界的领军人才”,而忽视了学科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的,大都是我行我素的“独行侠”,而非所谓的“领军人才”。好的人文研究,以个人的才华、激情与学养为核心,有没有合作者、参与人数多少、经费充足与否等,全都不重要。但我们现有的人才观乃至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倾向于“学术领导”,热衷于大规模的“集团作战”。这种做法,必定偏向于“编纂”而不是“著述”,编几百册、上千册一套的大书,摆在屋里很好看,此等“皇皇巨著”,其作用仅仅是满足领导“盛世修大典”的虚荣心而已。反之,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特立独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容易被湮没。

当下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不在大师之有无,而在制度方面的缺失。好的制度,能让“中才”板凳甘坐十年冷,经由不懈的努力,做出一流的成果;坏的制度,则唆使所谓的“大师们”或陷于内讧,或忙于夺利,或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记者:学问之下是治学者的性情,正如您所说,“如此反省当今中国以‘知识积累’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温情”一词成为您学问的底色,这大概与您自身的性情有关。而对于学者们的专业著述,我们也期待看到学者显出自身的性情,而不是冷冰冰的毫无温情的机械学问。

陈平原:有专业考虑,也有个人因素。五六年前,我在题为《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的演讲中,提醒大家关注人文学的特点,那就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与“趣味”。自然科学不是这样的,社会科学也没必要如此,唯独人文学,允许乃至鼓励研究者将“专业研究”与“个人情怀”相结合。“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我的感慨是,当下中国学界有两种偏差,一是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及“实事求是”精神,信口开河;一是被自己那个强大的专业背景给压垮了,学问越做越没趣。

作为人文学者,治学时的“温情”与“想象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如何思接千古,与古人处同一位置,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地体验、思考、表达。做研究不可能没有理论预设,但最为忌惮的,还是拿一把固定的尺子,东裁西量、左砍右杀。古今之间,科技水平及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人的“心情”及“感受”还是相通的,千万别把古人想得太笨——我这里所说的“古人”,没有特定年限,泛指生活在“过去时代”的先辈们。

有些学问日新月异,比如生物医学、航天科技,不要说唐宋人不懂,百年前也无此梦想。人文学者没有这么幸运,很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与趣味,生活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我们不敢说自己比先秦诸子或古希腊人更有智慧、更有教养。托科技进步的福,今人容易显得“很有学问”。今天从事史学研究,若完全拒绝数据库或电子检索,是很大的遗憾;但同时我还是想提醒,即便是竭泽而渔、网罗天下资料的新考据学,也不能让机器味道湮没了研究者的精神与趣味。

记者:如您所说,人文学者治学时的“温情”与“想象力”在于他们更注重“思接千古”。这承接了中国文人治学中注重自身的性情、喜好表达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在当下似乎有所断裂,一些人文领域中的治学者,他们仅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而非“学者文人”。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反观传统文人的治学,去寻求当下做学问应该秉持的态度、显现的性情。

陈平原:传统中国,“学问”与“文章”之间,确有较好的沟通,但这不等于说“文人”与“学者”没有分别。翻阅古代史传,“文苑”与“儒林”分列,各有各的天地。偶有跨界表现且两边都得到承认的天才,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术业有专攻”。不能标榜“传统文人的治学”,那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这并非治学的正途或理想境界。

古人读书与今人读书,从内容到形式到趣味,全都不一样。这牵涉到社会氛围、生活方式以及技术手段,只可以“借鉴”,不可能“复制”。我主张对“传统”有较多的体贴,但不欣赏招摇过市的“古衣冠人物”。大概跟我长期关注“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思想、学术有关,谈论此类问题,必定左右开弓。还有,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跟学者自身的阅历、处境及性情直接关联,强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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