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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正万谈小说:自尊与自为

[来源:深圳特区报]  [2012/6/23]
罗兰·巴特等人的零度写作,把人性和人情分开,在情感上不介入,同时,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一些缺乏感情色彩的人,小说的内容也不能再像从前的小说那样,将感情作为自己的题材。

好的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让读者照见他经受或有可能经受的生活。虽然,这种照见无需作者指手画脚,但作者必须心中有数,你所构建的文本,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无目的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

西方一位文论家说,小说不应该是描述生活,而是应该起诉生活,成为生活的原告。作家告诉读者的是:“我感觉到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说大点,是作家的生命观,说简单一点,是一个人对某些他感兴趣的事觉得重要,非说出来不可。说严肃点,这是生命的直觉,是生命与生活面对面的碰撞,是这种碰撞之际发出来的第一声叹息。

小说失去自尊、颜面惨淡久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从三个方面失去自尊。一是自我矮化,向影视卑躬屈膝。二是情感虚伪,不敢正视、也不知道如何正视自己的情感。三是对小说立世丧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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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可以利用小说,小说不能归附影视。不知为什么,这个最基本的常识,被所有人抛弃了。两者形同母子,母亲可以生儿子,儿子不可能生母亲。《红楼梦》可以一再改编,舞剧、电影、电视剧、话剧。但无论改编成什么,《红楼梦》依然是《红楼梦》,依然是一个母本,依然像高山一样耸立在那儿,依然对读者有无穷的魅力。《伊豆的舞女》也六次被拍成电影,最有名的是1974年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主演的那一部。但我们记住并一再阅读的并不是电影,而是川端康成的杰作。小说不拒绝影视改编,但大可不必向其献媚。在自尊和自为上完善自己即可,被改编,那是结缘和布施,并非自己的根本。

在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小说当然可以甚至应该向电影学习。子不生母,但母亲完全可以向儿子学习。处于困厄中的母亲向业已成年的儿子学习,应当赞叹。至于学习什么,怎么学,这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是能为自己的创作服务,这就是应当的。学习和奴颜婢膝地讨好是两个方向的运动。一者尊贵,一者可怜。

情感虚伪,并非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是我们身处一个假话的人群,逐渐失去了说真话的能力。即便有几个文学天才,一落生就放在肥皂泡中,长大了扎个猛子下去,他所能感受的生活,不可能没有泔水味。只有制造肥皂泡的人才是真正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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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此而责怪现实,责怪他人,是卑劣的,是在自取其辱。

不过,情感真挚并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像在贴吧里发言一样,文学的情感必须是精心挑选,找到能与大多数人产生共鸣的情感。

正视自己的情感,不是想方设法让别人感动,而是最真实地说出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尤其是与众不同的感受。罗兰·巴特等人的零度写作,把人性和人情分开,在情感上不介入,同时,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一些缺乏感情色彩的人,小说的内容也不能再像从前的小说那样,将感情作为自己的题材。但是,作家并非没有情感,这么写,其实是将冷眼观察到的人性作为自己的情感准则。

在这方面,中国作家的手法无疑是最单一的。马尔克斯、罗兰·巴特、卡夫卡、奈保尔、乔伊斯、索尔仁尼琴,他们都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独特的、表达自己情感的方便之门。鲁迅、沈从文无疑也找到了。

现在,坚持寻找的人太少了。这或许正是批评家们早就指出的悖论:放眼中国,找不到一部大师之作,看某一个人的作品,似乎还不错,甚至在某方面有所突破。

第三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派生出来的。作家靠什么立身立世?答案是他的创作。可有多少立身立世之作呢?

立世已经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但这是一个民族、一个行当、一个年满四十岁的人的关键词。最终是否立得住,不由自己说了算,但契入之始立世的强烈愿望犹如无量善因:有了不一定成就,没有绝计不成。要想成为作家,这是最起码的自尊。

有了自尊,才能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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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自为,是用其经济学上的释义,即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自己个人效应的提升。如何自为,不少人讨论过,并且给出过答案。但答案是别人的,多数情况下,无法拿过来用。

那么,我在这里不再提供答案,只提供简谱,要唱自己的歌,得自己去填词。

小说中的情节既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想象。无论什么样的想象,都是基于人本身,都是我们内心生发出来的种种现象,也就是心相。

情节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如果构建情节是一种筑造,那么好的情节就是吸引读者最好的建筑物。但小说最终立住脚的又并非仅仅是情节。

好的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让读者照见他经受或有可能经受的生活。虽然,这种照见无需作者指手画脚,但作者必须心中有数,你所构建的文本,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无目的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妙趣横生的语言可以紧紧抓住读者,但要让读者记住你的作品,必需是深入到读者内心深处,和他达成某种共识,并引导他深化这些共识。

西方一位文论家说,小说不应该是描述生活,而是应该起诉生活,成为生活的原告。作家告诉读者的是:“我感觉到了什么”,“这意味着什么”。说大点,是作家的生命观,说简单一点,是一个人对某些他感兴趣的事觉得重要,非说出来不可。说严肃点,这是生命的直觉,是生命与生活面对面的碰撞,是这种碰撞之际发出来的第一声叹息。

在这方面,我特别敬重诗人,因为他们发出的叹息往往比小说家更快、更直接,他们的骨头首先感受至了生活的冷暖。

小说家的感受也能深入骨髓,但这是一种不疾不徐的,是一种钝伤式的出场。他们对生活巨大的力量心知肚明,他们会在“经受”之后发出长久的啸声,是欲哭无泪和欲说还休。

实在讲,就如何把握住自己的生活,古圣先贤早就明确又而简单地指出过了。但今天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人们对这些简单的道理既不理解也不相信。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小说家才有做不完的事,才有写不完的作品。如果我们全部的人,都有一份坚定的信仰,都有对生活正确的、清醒的见解,小说这样一种东西,存在的必要性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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