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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自杀前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来源:光明日报]  [201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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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在北京家中留影

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史客》丛书以历史深度阅读为使命,旨在带读者到历史中去做客。该丛书第一期《史客1201·一脉》2012年2月出版,萨苏主编,解玺璋、杨奎松、余世存等加盟。此书以“一脉”为主题,梳理历史人物的思想传承、大家族的精神血脉等。本报现摘录书中《梁家直道》一文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8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梁济27岁,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40岁才当官。梁济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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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曾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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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但他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济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遗憾的是,梁济这样的中国人在我们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们忽视。他的儿子梁漱溟认为,他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60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17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梁济的死,在京城有过一些影响,徐志摩、陶孟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他们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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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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