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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文人的生死爱欲

[来源:东方早报]  [2012/6/22]
1930年代作为“北方文坛盟主”的周作人交游广泛,社会网络错综复杂,门生同事故友遍北平,但真正成为其群体中的核心成员的只有俞平伯、废名等人,他们编辑的《骆驼草》象征的京派文人群体在时代的巨变中也在发生显著的分化,而周与学生们的交往中也时常会有一些变故,例如沈启无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成员,后来因某事触怒周被其逐出师门。但废名是周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与其说这是因为周在生活上处处关照他而产生的感激,不如说是周的精神魅力与渊博学识让废名彻底地“皈依”了,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成为类似宗教性的精神谱系。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废名所作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窥知一二:“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知’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仍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与。”废名与俞平伯的互访也是相当的频繁,在废名的年谱中经常可以看到其访问俞并与之长谈的记载,甚至还要讨论打坐等修炼佛学的方法,精神上极为相通,才能如此亲密相处。

除了这些日常性的密切的交往网络,一些重大的或偶然性的事件也为京派文人群体的内部凝聚和对外扩张提供了机会。偶然性事件导致的人群聚合最典型的莫过于朋友的死亡。对于死者来说,死亡是一种无奈的诀别,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制造了一种聚集的“公共空间”,死亡也在某种意义上区分了生者与死者的亲疏程度,暗示着以死者为核心的知识社群的“脸谱图”。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自由知识界来说,有几个学人、文人的偶然离世无形中提供了这样的空间。这当然是一种虚拟的“公共空间”,但也是在围绕着“追悼会”、“安葬仪式”、“慰问家属”等有形的空间进行的,而且这种“公共空间”为不同的知识社群的交往提供了契机,也有助于加深他们的感情。

例如据《周作人年谱》,1931年12月6日,周“参加北平文化界举行的徐志摩追悼会,参加者有胡适、凌叔华、陈衡哲等250余人。”周与徐的关系之亲密自然不如胡适等人,但从一个大的视野来看,都可以划归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群体。周作人在应《新月》杂志纪念徐志摩专号的约稿文章《志摩纪念》中写道:“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

作为志摩密友的胡适在遭遇这个“偶然”时的情态及人脉联络显示了另一种“社会网络”:“昨早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北来,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发一电来梁思成家,嘱下午三时雇车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车去接,至四时半人未到,汽车回来了。我听徽因说了,颇疑飞机途中有变故。……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难了。……下午,思成徽因夫妇来,奚若来,陈雪屏孙大雨来,钱端升来,慰慈来,孟和来,孟真来,皆相对凄婉。奚若恸哭失声。打电话来问的人更无数。”再者如刘半农1934年外出考察染病身亡,他的学界、文界友朋组织追悼会等,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如据《周作人年谱》,1934年9月,从日本刚回来的周作人在短短的一周内,相继拜访刘半农夫人,商议追悼会事宜,参加北京大学关于刘半农后事的会议,并为刘撰写挽联,同俞平伯一道去北京大学二院大礼堂参见刘半农追悼会。刘半农意外染病身亡,周作人在为好友英年早逝悲痛之于,联络其学生废名、俞平伯、沈启无等积极操办刘的身后之事。因此,死亡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表意空间,它所导致的人群聚合隐寓的是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和性与关系之亲疏。

与死亡相对应的就是生者的“狂欢”了,也就是生者庆贺寿诞之类的聚会。这种聚会既可以表现为宴会式的空间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祝寿辞式的象征形式,即通过文字唱和的方式来达成过生日的人与祝寿的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标示出知识社群的精神气质的差异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区隔。1934年1月13日,周作人作“牛山体”打油诗一首;“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15日,周作人旧历五十生辰,在“苦雨斋”设家宴招待友人,共五席。又用原韵作一首打油诗。这两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个时期周的心境与志趣。后上海《人间世》编辑兼老友林语堂索诗,随意抄写与他,被林刊载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冠以“五秩自寿诗”的标题,并配以周作人巨幅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后来其朋友钱玄同、蔡元培、沈兼士等也加入和诗者行列,连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胡适也写作打油诗以应和。

当然,除了同气相求的和诗外,也不乏批评之词,以致周的寿诞从“私人生活”嬗蜕成一个公共性的“文化事件”,形成了拥护者与攻击者的两大阵营。这自然一方面是因为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报刊杂志作为公开出版物也是导致这种“突变”的重要原因。印刷空间上的聚集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的延伸,而日常生活中关系的亲远和志趣的差别又是导致印刷空间上的“话语冲突”的关键原因。质言之,周作人的五十岁生日所导致的“文化效应”是理解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的重要线索,也提供了了解他们在大的背景下的“亚群体文化”的钥匙。钱理群通过对这个事件的解读指出:“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发出来的,是中国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内心的一次审视:有无可奈何中的自嘲,有故作闲适下的悲哀,不堪回首的叹息,拼命向前的挣扎等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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