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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真正的文学和市场应该分开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2012/6/21]
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中,还有谁比德国人顾彬(Wolfgang Kubin)更有争议?

在亚马逊网站上,读者对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点评泾渭分明。赞扬者说,“顾彬教授独力创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变成了一只让中国大陆本土同行汗颜的刺猬摸它扎手,绕道又别无他途。”批评者的姿态同样高调:“完全是隔靴搔痒,无病呻吟。不懂中国文学就不要瞎写!”

从2006年12月一篇“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报道开始,“垃圾说”和顾彬就画上了等号。在此后的几次回应中,顾彬曾不厌其烦地解释当时的语境和媒体的“断章取义”。

“以前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在叫北京语言大学,我以前在那里的老师,不向外国学生介绍1988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如果你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会告诉你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不过是些垃圾,而那之前的文本或许过时了。”顾彬说,“1994年6月苏州大学主办了一次关于中国散文的会议,在会上我用到了‘垃圾’这个词。尽管我在许多别的场合,包括论及德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也用这个词,可是有人却断章取义,把这个曲解成我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作家的侮辱。”

按照正常逻辑,神学出身的顾彬和中国文学原本没有任何交集。22岁的时候,顾彬“偶遇”李白的诗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自此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痴心相随。

从最基础的汉字开始学习,到名声显赫的国际汉学家,顾彬40多年的中国文学之路日益拓宽:翻译出版德文版六卷本的《鲁迅文集》之外,这个被誉为中德文化交流“搬运工”的德国人,陆续翻译过100多名中国现当代诗人作家的作品,还以中德英三种语言出版过诸多专著。即将出版的《中国戏剧史》是他最新的作品。

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不吝赞美,对当代小说的严厉批评,爱恨交织跃然于顾彬的各种文本和演讲中,但他内心深处或许有更深的期待。正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本书的最后,他引用的一句北岛的诗“回来,让我们重建家园”。

中国文学的家园在何处,怎么重建?带着这些疑问,《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近日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采访了来同济做讲座的顾彬教授。

花白的头发,不够合身的深色西装,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的顾彬,寡言拘谨。采访开始前,他从包里拿出新华字典和德汉词典放在桌上,不过在接下来的聊天里,这些工具书没派上用场。除了偶尔出现的几个德文名字,从头至尾顾彬都用清晰的中文回答本刊记者的每一个问题。

中国小说的问题在于长篇小说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6年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流传于媒体后,许多人都想知道,顾彬为什么这样激烈地否定中国当代文学?你自己来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顾彬:我对所有的文学保持一贯的批评态度,我自己也是一名作家。我自己写散文、小说、诗歌,我会问自己什么是好的文学。我是德国西部北威州南部作协会长,我每个月最少要跟作家们谈一次什么是文学,该怎么写作。所以文学这个概念,我离不开它,它也离不开我。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持批评态度,是因为我读了大部分作家的作品后,发现了很多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什么是好的作品呢?

顾彬:什么是好的?我不是第一个问的,北京诗人欧阳江河老问什么是好的中文,但到现在好像没有人能有答案。在欧洲我们也一直有作家评论家谈论什么是好的文学,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任何国家好的文学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好的文学,第一要有好的语言;第二应该有思想;第三应该创造新的形式。这三点里,创造新的形式是很困难的。鲁迅这三点都实现了,当然他比较容易这样做。因为“五四”之后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比如短篇小说。今天对所有的作家来说,达到这几点要求要困难一些。

我不会说好的作家太多,但好的作家是存在的。为了了解他,我们要看他们的作品,但是总看他们的作品,我们的时间就受限了,没有时间留下来创造自己的作品。比如说卡夫卡的书,我才看了一次,是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之后我再没看过他的作品。因为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怕我以后写作的时候模仿他。

中国小说的问题不在于短篇、中篇小说,而在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需要你写第三百页的时候,还能记得第一页写过什么。但是很多人早就忘记了,出现过哪些名字,发生过哪些事,德国有专门的校对,他们会提醒你,名字是否写错了,故事情节哪里不对。在中国,这种严格严肃的校对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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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的长篇小说在1949年以前是钱钟书的《围城》。我当时最喜欢的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但有的中国评论家认为萧红的这本小说不算长篇小说,因为中国小说跟德国不一样,都很长,所以一些中篇小说在我看来就是长篇小说了。

1949年以后的作品就很难评价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算不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写得好,小说里头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感觉他是对的,通过这部小说可以了解到那个年代年轻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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