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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天下观”

[作者:王家范]  [来源:世纪中国]  [2006/5/30]
亭林所思所论,以天下苍生为念,给后人以亲切的感觉,不能不肃然而起敬。我以为亭林的学术里头已经包含有“历史社会学”或“经济社会学”的神韵,其议论重心在民间,在平民百姓,较之今日某些阔气的经济学精英,更多普世关怀、菩萨心肠。

乡先贤亭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博大精深”四字,当之无愧。兰州的赵俪生先生从不轻许于人,但对亭林的学问,尤其是古音韵学(《音学五书》),赞誉有加。我个人特别崇拜的,是亭林先生的思想境界。先生把思想阐释与实证研究的工夫做得非常精巧,虚虚实实之间均显精神。乾嘉的考据学近由先生一脉递接而来,但不少只是偷得技艺而缺少精神。亭林的史学考据,包括实地调查,就像在给外甥徐元文的信里所说,是秉着“体国经野之心”,“济世安民之识”,将历史反思的灵气赋予考据,与虫鱼之学器局狭窄相较,犹江河之于涧溪。今天都在讲学问家要有思想,思想家要有学问,亭林两方面都做到了。他的学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骨,大学问映照出的是大关怀,高见卓识流徜于实证文字之间,熠熠有人文光彩。

亭林的文字,尤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亡国与亡天下有别之论,最震烁人心,三百余年传诵至今。这里,透出的是先生寓有深意的一种思想创造,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站在政权立场发言的传统“国家观”,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天下观”。

脍炙人口的亭林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寓意更为深刻。一个政权拥有领土,称为“有土”;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荣辱礼义,是谓“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称之为“保天下”。先生经历的晚明,士风浇漓,汲汲于功名,不以民生为念,遂致“仁义充塞,以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明之所以亡,与其说是为清人所占夺,不如说大明君臣自身丧失“保天下”责职,以致中国“土崩瓦解”,千里饥馑,血肉横飞。故“甲申之变”,在先生看来,不只是政权易手的“亡国”,实乃祸国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难的是无辜百姓(《日知录·正始》)。

因此,亭林“天下观”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先生《文集》卷三,有一封《与友人论学书》,说得再清楚不过。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在先生看来,使“匹夫匹妇被其泽”,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士而不先言耻”,不为生民着想,就是“无本之人”,离“圣人之道”会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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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历史地理巨著《肇域志》,书名取之于《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中国”一词,追溯其发生学,论实物证据,迄今以周成王时器《何尊》为最早,铭文内曰:“余将宅兹中国。”见之于文献,则为《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而上述《玄鸟》的一段话,从词义上说,正是同时期对“中国”一词古老意义阐述的组合。关键词应为“维民所止”,意谓能安顿好民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由核心“邦畿”(中央都城所在)出发,放之四海皆被其惠,就有资格骄傲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由此亦见“以民为本”为中国治国之本,实源远而流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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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著作十分富厚,两地理书、文集七论(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钱法论、田功论、形势论)和读史札记《日知录》,都是为研究“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而作。亭林非常看重《日知录》,自许此书“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先生与黄宗羲无缘谋面,然心灵呼应,相互视为“同志”。黄宗羲托人相赠《明夷待访录》,文内有“待王者起”之语。故先生致书曰:“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两先生坚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寄希望于后世“王者起”,以民为本,“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与黄太冲书》)

古代学人论史,大多被人物、事件的评论占尽风光,斟酌民生者实寥寥可数。亭林论著迥异于此,对各地土宜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赋役负担等资料均用心搜检,一生无有暇息,而于原委与得失处,溯古论今,详加甄别和针砭,掉书袋者望尘莫及。再从经济史论考察,管子、商鞅不论,杨晏、王安石、张居正的论说向被学者推崇,却有较浓的“财政”味,难脱“国家主义”的立场。为民生痛苦呼号者,晁错、董仲舒开风气之先,而以明中叶丘为转折枢纽,至亭林才生气磅礴,触目惊心。转入近代,始开大局面,由包世臣《安吴四种》、郑观应《盛世危言》,直至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一脉相传。

中国之大,古称君临天下,皇恩浩荡,实则布衣百姓的日常生计不离乡镇聚落,国家行政管理的最后一站在州县,那里才是社会的根底、民生的基础。亭林对各地府县“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蔚为规模,堪称翘楚,究其实质,表明先生“史眼”已经从京城大都转向府县乡聚,从君臣权宦下移至平民百姓。

《郡县论》是亭林政论最有代表性的力作,辛亥前后一度被“地方自治论”者奉为圭臬。细绎原文,亭林的政制改革没有一切推倒重来的意思。然而先生的考察别具匠心,把议论的重心放在了府县一级政府的讨论上。由封建而变为郡县,然而再寓封建于郡县之中,通盘论析滴水不漏。全文一以贯之的则为中国特有的变易史观,承认合理性总是“历时性”的,生生不息的“恒变”才是治国之大经。因此,他既不是反对封建变郡县的“旧保守主义者”,也非固守郡县制不可变易的“新保守主义者”,折射出亭林求实精神的客观和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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