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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教育思想

[作者:徐仁声]  [来源:-]  [2007/7/25]
论语》,汉代又称《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一部主要记载孔子言行的书。它也记载了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以及当时人们对孔子的议论。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的作者具体是谁,已不可考。东汉郑玄认为是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所撰;唐柳宗元据《论语》中记曾子将死,离孔子去世已数十年,该书应为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纂辑;宋程颐、朱熹则认为是曾子、有子的门人所记。但不论作者是谁,根据史料分析,《论语》成书年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秦始皇焚书坑儒,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焚,《论语》未能幸免,几乎失传。汉代经官府搜集整理,曾有三种不同的本子流传,即《古论》、《齐论》和《鲁论》。《古论》是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秦火以前的古本《论语》,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写成,为古文本,史称古文《论语》,共有二十一篇。《齐论》是齐国学者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为鲁国学者所传,有二十篇。《齐论》和《鲁论》均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史称今文《论语》。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根据,参考《齐论》与《古论》进行考证修订,改编成《张侯论》,并为官府列为官学。东汉时期,郑玄又以《张侯论》为本,参考《古论》和《齐论》再加以改订,即成为今本《论语》。《古论》和《齐论》从此亡佚。

《论语》自问世以来的2000多年中,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与研究,取得大量成果,有关著作不胜枚举,对《论语》的注释,远自汉初就已经开始,但早期著作多已亡佚。当前有据可考的不下600余家,成书3000种以上。影响较大比较著名的著作有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宋邢昞的《论语正义》;朱熹的《四书集注》;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今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当代影响较大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著作也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但又言简意赅,耐入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格言和成语。因此,《论语》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论语》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孔子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伦理道德观念,教育思想以及孔子的生活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今本《论语》共有二十篇,即《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日》。每篇包括若干章共四百八十六章(有的分作四百九十二章)。每章记一事或几句话。

《论语》有关孔子教育思想的记述非常广泛,它对教育的作用、对象、目的、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比较全面的阐述,可以作为中国最早的教育著作来读。

(一)论教育的作用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要靠教育,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理国家,百姓只能被动地去遵纪守法,而不能够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是不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的。如果用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人民,使人民能够用礼法去约束自己,懂得言行的规范,就能够自觉地遵纪守法,那么国家就能够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更加有效。

为了使教育有效,孔子非常重视以封建的道德标准作为治理同家的准绳。子路问他“为政”应该先做什么?他说:“必也正名乎”接着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政必须从正名开始。因为名义不正,那说话就不在理,说话不在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办不成,礼乐制度办不成,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所以君子用一个词,必须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有理的话才能够行得通,所以君子说话不能有一点马虎。孔子主要的道德标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上下有序,不能越轨,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治理,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段话说明孔子认为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你自己带头做得正,谁敢不端正呢?又认为领导人自己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纵然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信从。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他还直接了当地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领导人想把国家治理好,百姓自然都会好起来,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就向那边倒。实际上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要靠领导人的作风,要靠榜样的作用,而不是依靠刑律,所以他说:“子为政,焉用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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