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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

[作者:田居俭]  [2007/2/13]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读书札记《日知录》。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巨著,“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日知录》问世三百多年来,始终被学术界尊为精品,以至成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阎若璩、钱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赵翼、姚鼐、洪亮吉、刘逢禄、魏源等一再疏正论辩的“显学”。

虽是一部倾注大量心血精炼而成的巨著,但顾氏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倘若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所占十五字,则仅余四十六字,真是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其意是说,我从小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信手记录下来。日后发现与新材料和新认识有不合之处,就反复修改。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日积月累,花三十年工夫写成本书,期待后世方家审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顾炎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尊重先辈劳动,不掠他人之美的严谨治学态度;“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炎武勇于探索、认真修正,谦虚谨慎、无愧后人检验的扎实治学精神。

顾炎武毕生提倡务实求真、去芜存菁的学风,反对治学中的蜻蜓点水和沽名钓誉现象。他把追名逐利、草率自刻文集的人斥之为“失足落井”,把不辨良莠、盲目为这类文集作序斥之为“落井下石”:“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与人书二十》)更鄙视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甚至变相攫取前人学术成果的劣迹。他在《与人书十》中以铸钱来比喻治学,抨击不学无术之徒想铸新钱又不肯“采铜于山”,只好去收买“废铜”或“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与这些投机取巧的做法不同,顾炎武治学则本着精品意识,惨淡经营,一丝不苟。他常年埋头于汗牛充栋的史料之中,披沙拣金,为辑《天下郡国利病书》而“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可谓竭泽而渔了。但是,他仍然感到书中尚有“与今不尽合”之处,亦须“增补”。故而完稿之后“存之箧中”,不肯轻易示人,“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他对待著述精益求精、慎之又慎的精品意识,是何等令人肃然起敬!当友人向他问起《日知录》的写作进度时,他如实回答:“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古往今来,精辟的读书札记大多以短见长,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最多者也不过二三千字。顾炎武潜心“采山之铜”,笔耕一年,“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充其量也不过万把字。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经验之谈,又是何等令人振聋发聩!

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源于他对社会、对真理的责任意识。他治学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即兴而作,而是作为毕生的追求,数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又与友人论门人书》)。顾炎武主张,治学旨在经世致用,资政育人。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文须有益于天下》)针对“今人著作,以多为富”的流弊,他强调“文不贵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顾炎武在《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同时批评“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究其原因,无非“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顾炎武作古已经三个多世纪了,但他治学的精品意识和充分体现这种精品意识的力作《日知录》,时刻都在告诫学人:治学切忌心浮气躁!万不可“一年磨十剑”。凡为学之人当以此为戒,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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